記者：如何厘清“文明”和“文化”兩個概念？就淮河流域而言，它的文明形態為當今的文化認知帶來怎樣的積淀？

　　魏國鋒：怎樣區分文明和文化，可以說是一個老問題，又是一個新命題。一般來講，“文明”與“野蠻”相對應，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長期以來，西方學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影響著我們對于中華文明形成的判斷，但事實上，這一方案并不具有普遍性。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淮河流域考古學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受惠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經過系統研究，淮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序列逐漸清晰，淮河流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發展區域，學界形成了較為明確的共識，應當說淮河流域對促進中華文明的形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記者：雙墩遺址、尉遲寺遺址、禹會村遺址、三官廟遺址、臺家寺遺址等等，其考古發掘成果，共同為我們呈現了淮河流域早期的文明進程，如果要向大眾推介，您會怎么說？

　　張睿祥：雙墩遺址是淮河中游地區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雙墩和侯家寨一期的陶器上發現的刻畫符號，數量多而集中，是研究文字起源的重要實物資料。尉遲寺遺址是淮河流域發現的大汶口時期的一處保存完好、大規模的聚落遺址，展現了史前聚落文明的發展程度。

　　禹會村遺址揭露的大型祭祀臺基，與《左傳》中所提到的“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相契合，從某種程度上講，推動了對夏代早期文明的探索與研究。三官廟遺址是一處非常重要的遺址，共出土了18件青銅器，這是除二里頭遺址之外，出土夏代青銅器數量最多的一個遺址。從目前的研究可知，這些器物的發現可能與人群流動密切相關。但是否與“夏桀奔南巢”一事有關，還需要更多的證據。臺家寺遺址發現的大量爐壁、陶范和煉渣，凸顯這是商都安陽以外地區，在淮河流域出現的一處商代中晚期的具備青銅鑄造能力的高等級聚落。

　　記者：春秋晚期，楚文化遍及淮河流域，可否簡要談談楚文化在淮河文明的融合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張睿祥：楚國最初被分封在丹陽一帶，《左傳》中記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對古楚先民艱苦奮斗的總結。公元前241年，楚國國君考烈王將都城遷到今天安徽壽縣。可以說，楚國的歷史，頭在漢水，尾在淮水。

　　春秋中晚期，隨著楚國勢力的擴張，楚式青銅器、漆器、絲織品等器物在楚國勢力所至的地域范圍內傳播。楚國的擴張，也改變了青銅礦料在不同空間的流通。

　　在文學及思想方面，發源于楚地的道家哲學及其文學上的代表《楚辭》等，影響極其深遠。此外需要提到的是，楚國令尹孫叔敖修建的水利工程芍陂，不僅有效地解決了農田灌溉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淮河流域頻繁的洪水災害，其作用可與都江堰相媲美。

　　記者：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產生及融合發展的重要區域，商代青銅資源的流通與淮河存在怎樣的關聯？

　　魏國鋒：隨著二里岡文化的擴張，商文化已經影響到了淮河流域。目前商代早、中、晚期青銅器，在安徽都有發現，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銅器發現數量居多。安徽皖江流域銅礦資源豐富，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最晚到商代晚期，皖南的銅料已經運往中原，而在南銅北運的過程中，淮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目前在做的就是通過多學科研究，希冀能夠把這條路線解釋清楚。

　　近年來，我們課題組圍繞皖南礦冶遺址調查及礦冶遺物的檢測分析、江淮地區夏商周青銅器的生產流通，以及秦漢時期青銅資源管控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從采礦、冶煉、鑄造、使用、埋藏等涵蓋青銅器“生命歷程”的各個環節，構建不同時空范圍內的金屬資源流通特征，并取得了多項成果，揭示了不同地區的青銅文化交流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