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蚌埠段。 記者 程兆 攝

　　淮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淮河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重要特征，在傳承發展中生機煥發、歷久彌新。

　　淮河文化的連續性

　　經濟是文化的基礎。自先秦至北宋時期，淮河流域歷經多個朝代經濟不斷發展，并走向繁榮。夏商周時期，淮河流域是我國較早開發的地區。秦漢時期，淮河流域經濟得到較快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淮河流域經濟雖歷經曲折，但仍不斷發展。隋唐北宋時期，隨著土地制度的實施，水利工程的興修，農業技術的推廣，特別是北宋定都開封，淮河流域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流域成為全國重要經濟區和糧食生產基地。經濟的發展為淮河文化的繁榮提供支撐和條件。文學方面，從《詩經》中“鐘鼓鏘鏘，淮水湯湯”的樂章，到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散文；從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曹”文學、建安文學開創的文學新面貌，到隋唐北宋時期李白、杜甫、白居易、歐陽修、蘇軾等在此留下膾炙人口的詩詞。淮河流域文學蓬勃發展，走向興盛。

　　南宋至民國時期，由于黃河長期泛淮奪淮，造成流域災害頻發，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加上我國經濟重心漸向南移，淮河流域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日益下降。但淮河文化并未間斷，仍賡續相承，綿綿不絕。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治淮，淮河成為我國第一條全面系統治理的大河。在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部署下，興建了大量的防洪、除澇、灌溉、航運、發電工程。淮河流域也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礦產基地和制造業基地。近年來，淮河流域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淮河文化在傳承發展中歷久彌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影響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重要。

　　淮河文化的創新性

　　淮河流域在農業、聚落和城市、文字等方面的創新創造，使之成為最早邁入文明門檻的代表性區域之一。如賈湖遺址，發現了原始栽培稻、骨笛、契刻符號等實物，證明了淮河流域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被譽為“人類從蒙昧邁向文明的第一道門檻”。蒙城尉遲寺遺址，發現了迄今最完整、最豐富、規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遺存，被稱為“中國原始第一村”。雙墩遺址，發現的刻劃符號年代很早、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是研究中國文字起源的重要源頭之一。

　　淮河文化的創新性，活躍于傳承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體現在政治、天文歷法、醫學、建筑等領域。政治方面，齊國國相管仲實施一系列改革，使齊國實力大幅提升，一躍成為強國。其“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思想對后世為政者產生重要影響。天文歷法方面，《淮南子》提出“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其創立的二十四節氣，對于指導農業生產與生活，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穩定關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醫學方面，華佗采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腹部手術，開創了全身麻醉手術的先例，這是中國醫學史上，甚至世界醫學史上的創舉。建筑方面，魯班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發明家，發明創造了許多工具和器具，被譽為“百工圣祖”，對建筑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淮河文化的創新性，體現在當代經濟領域，尤其是農村改革方面。淮河流域是我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以鳳陽縣小崗村于1978年實行的“大包干到戶”為開端，揭開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序幕。從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推廣開來。淮河流域是我國率先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地。以渦陽縣新興鎮于1993年試點的稅費改革為發軔，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展開。

　　淮河文化的統一性

　　自然地理條件的獨特性，對淮河文化的形成和統一影響巨大。淮河獨流入海，水系發達，淮河流域三面環山一面臨海，使其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地形地貌上，淮河流域西高東低，以廣闊的平原為主，地理環境基本處于開放的狀態。在氣候上，四季分明，季風影響顯著。以淮河為南北分界線，淮河流域為過渡地帶，地理差異呈現漸變性。南部屬于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北部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區，流域自南向北形成了亞熱帶北部向暖溫帶南部過渡氣候類型。

　　淮河文化在史前發展過程中就呈現出強烈的統一趨勢。淮河流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系統，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呈三分天下之勢。正如學者指出：“徐夷、淮夷在我國古代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如果把山東的西南一角、河南的東北一塊、安徽的淮北一塊與江蘇的北部連在一起，這個地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確有特色，這可能與徐夷、淮夷有關……不能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范圍擴大到淮河流域來，很可能在這個地區存在著一個或多個重要的原始文化。”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發展經歷不同的時期，每一個時期伴隨著和平、非和平互動的加強，文化面貌開始一統或趨同。

　　文化的統一性是政治統一的思想基礎，推動了國家的形成和統一。淮河流域曾經洪澇災害頻繁，面對災情，大禹動員各部落力量，疏通水道，興修水利，取得了治水的成功，由此誕生了文明國家——夏朝。禹繼位之后，在涂山召開諸侯大會，史書記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天下從此一統。至漢代，儒家思想被確立為正統地位，形成了穩定、統一的政治體制。淮河文化的統一性對于維系國家的大一統局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淮河岸邊，淮南八公山腳下的中國豆腐村。 記者 程兆 攝

　　淮河文化的包容性

　　淮河文化的包容性與淮河流域的地理環境有直接關聯。淮河流域處于我國東中部，介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之間，不僅通過淮河干支流連接東西，而且是我國南北交流的通道和過渡地帶。由于淮河流域以西是秦嶺橫亙南北，加上流域邊緣地帶伏牛山、大別山的阻隔，交通條件受限。而淮河流域水系發達，交通便利，地貌主體是平原，分布廣泛，面積約占流域總面積2/3。歷史上，曾經修建鴻溝、邗溝、汴渠、京杭大運河等，與海河、黃河、長江、錢塘江四大水系聯通。地理條件的優越，政府的支持，使淮河流域成為人口的聚集地與遷徙必經地。曹魏時期，推行屯田制，遷移大量居民到兩淮地區。西晉以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大量人口南下，途經淮河流域。唐朝和北宋時期，淮河流域成為國家的經濟重心，吸引了大量民眾的遷移。明初，多次將江南、江西、山西等地民眾移民到鳳陽府。人口的流動與匯聚，促進了多元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接觸、交流和融合。

　　淮河流域是多種文化的融合之地，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從早期來看，淮河文化可分為若干個亞文化區：淮河中上游地區，其中上游地區屬中原一部分，中游地區則是夷人古國部族分布較集中的地區；淮河下游的淮泗地區，是商夷周人文化的混合區，下游的徐淮海地區，受吳越文化的影響。淮河上、中、下游東西方向的交流互動，形成了文化統一體。春秋以后，渦淮道家、汝潁奇士、譙沛俊彥、鄒魯儒士、臨渙文章各展所長，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文化流派共生共存。

　　淮河流域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北方的黃河文化借此傳播到江南，南方的長江文化由此傳播到中原。西北部的中原文化、東北部的齊魯文化、東南部的吳越文化、西南部的荊楚文化在此交融，淮河文化與長江文化、黃河文化交流互動。淮河文化一方面不斷地吸引、同化和融合外來文化的優秀元素，同時，又將自身的優秀文化元素向四方流布和輻射，擴大了影響，從而使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

　　淮河文化的和平性

　　和平性是淮河文化的核心價值。“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等和平理念綿延相傳。淮河文化對于和平的崇尚，可以追溯到中華文明的正式開端——夏朝。據《淮南子》記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當雙方發生矛盾時，可化干戈為玉帛，即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矛盾，以避免戰爭造成的損失。“春秋第一相”管仲主張以和為貴，采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和問題。他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

　　“和”思想體現在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國與國之間等關系之中。在人與人之間，儒家倡導仁愛，仁愛不是愛自己，而是愛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要換位思考，摒棄自我為中心，推己及人；“和而不同”，就是要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在人與自然之間，莊子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主張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應和諧相處、共生共榮。在國與國之間，主張國家之間應該遵守“禮”，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曰：“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提倡國家之間要互諒互讓，和平地處理問題。墨家主張“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認為天下應該和平共處，不應通過武力來解決問題。

　　淮河流域地理位置居中，環境條件優越，水系發達，土地肥沃，曾經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經濟重心，歷來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但也應該看到，淮河是我國南北政權對峙的分界線。歷史上分裂時期的政治格局多為南北對峙，包括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宋金對峙時期，淮河作為軍事力量對峙的天然屏障，起到了平衡與穩定的作用，這有助于對立政權之間的和平相處。

　　總之，淮河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始終與中國歷史進程保持同步，始終與中華文脈延續性相一致。深刻把握淮河文化的突出特性，不斷推動淮河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有助于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